从同志、师傅到老师

那天在上海的一家美甲店里，一个大概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在帮我修指甲。她眉清目秀的样子，细细的葱指，做起事来敏捷麻利，我一见她就喜欢上她了。

她姓肖，是山西人，她在北京学习美甲，然后只身来上海打工。离开上海二十多年，每次回去探亲感到最新奇的不是那些如雨后春笋般的新大楼，而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青人。他们象我们当年去国外闯荡一样，带着好奇心，带着无限的新希望，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每次有机会同她们聊天，我就会问他们怎么来的，来多久了，对将来的打算是什么，对他们我有一种触景生情的感慨。

“肖老师，有电话找你。”一个个头不高，圆圆脸的姑娘冲着我们这喊道。“马上来了。”替我修指甲的肖姑娘一边站起来去接电话，一边用眼神向我示意，她一会回来。“肖老师？”她为什么被称“老师”？难道她又在哪里教书吗？我一边心里活动着，一边纳闷。

不到几分钟肖姑娘回来了，待她坐下，我好奇地问：“你原来是老师呀，在哪里教课？”肖姑娘听了连连摇头说：“我不是老师，我是这个分店的店长，做了店长，下面的员工就都这么叫。”“噢，是这样。”虽然我是不太明白“老师”同“店长”有什么关系，但我也没有追问下去。因为上海现在新生事物太多了，我们这些住“外面”的象是“大西洋底来的人”一样，见什么都感到怪，只好自己慢慢琢磨，免得问多了让人尴尬。

这家美甲店离妹妹家不远，离开店后，我一边欣赏新做的指甲，一边朝妹妹家走去，我想向她展示一下我漂亮的法式指甲，同时约她吃个午饭，姐妹俩一起聊聊生活小事。

到了妹妹家的门前，我按了门铃，一个留着超短头发，身穿黑色皮茄克的年青女士给我开了门，她是妹妹的秘书叫小沈，我以前同她见过几次，所以我们一见面就相互热情地打起招呼来。

见到妹妹我炫耀地把手在她面前一伸说：“美吗？”妹妹看了一下我的指甲说：“美，但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的指甲那么短，不要说涂这么好看的法式指甲了，就是涂一般的指甲油都困难。”正当我想安慰妹妹那双发育不全的指甲，小沈向我们走来。她对妹妹说“牛老师，给那家出Catalog的公司的email怎么回？”妹妹说：“来，我拿稿子给你看，麻烦你这样发给他们。”他们一边谈一边走向工作桌。

“牛老师？”怎么妹妹也变成“老师”了，她可是没有做过老师的呀？凭什么小沈可以称呼她“老师”，这太奇怪了。为了不打扰他们的工作，我忍住这个问题没有发问。

妹妹回上海生活十年了，她现在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美食“活地图”。每次回沪妹妹都会带我去一二家我以前没去过的而且有特色的餐馆。那天她带我来到静安公园对面的PuLi宾馆，这家宾馆听妹妹说是爱好室内设计者必看的，它是第一个建立“Urban Resort”（城市度假村）思想的宾馆，在最近《Coude Naste Traveller》旅游杂志上被评为“10 ones to watch”。它不仅有世界一流的室内设计，而且它的餐馆做的菜也相当时髦和有品味。

一走进Puli的确名不虚传，宾馆的角角落落都充满了设计大师不同习俗的思想，他用色简单，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妹妹指着地对我说：“姐姐，看，这是为这家宾馆专门烧的地砖。”我低头仔细打量地上，真的，这里的地砖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黑黑的发亮，但其中也有一些深浅的变化，在日光和灯光的照耀下，放眼望去，一闪一闪的，有涉足于深邃的水潭面上的感觉，这种感觉令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地不仅放慢而且放轻了脚步，原来这是为什么这里如此安静的原因呀，这里的静似乎让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身处吵吵闹闹，喧哗声不断的上海。想到这，我对这位设计大师肃然起敬，太妙了！

餐馆的菜果然也同这家别致的宾馆一样令我大开眼界，首先妹妹点的煎馄饨就非常有创意，馄饨坐在菠菜炒蘑菇上，这种菠菜炒蘑菇Soucer是典型的西餐主食配菜，用它来配上海菜肉大馄饨真可谓匠心独运，馄饨的上面还洒了一些白芝麻，几根嫩嫩的香菜轻轻地躺在馄饨上，这种装点又带给我一种日本怀石料理典雅的享受。我点的美式汉堡包也有别出心裁的地方，这个汉堡包同美国的大不同，个头出奇的小，是瘦高型，也许以此来体现城市人的Fashion Style. 土豆条上洒的是Rosemary的碎叶子，番茄酱则是放在药瓶子里。面对这些新奇的思想，我目不暇接，视觉的刺激远远超过味觉的感受，以至于那馄饨和汉堡包是啥味道我一点也没有印象了。

饭后茶余之间，我问妹妹：“你现在收学生教画画了吗？”妹妹瞪大眼睛道：“没有啊，你怎么会这样问？”“噢，因为小沈称你老师，所以我以为你开始收学生了呢！”我答道。妹妹听了大笑道；“姐姐，你不懂，现在都叫老师，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就是嘛，我也糊涂了，今天给我修指甲的女孩别人也教她老师，太新奇了。”

晚上回到我爸妈家，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那人要找“牛老师”，我们家我妈是老师，她曾经做过中学和大学老师，但她姓林，以往来电话都是找“林老师”的，一般找我爸的都称他“老牛”，我条件反射地想那人找错人了，于是我问他是不是找“林老师”，他说不是仍坚持要找“牛老师”。我突然想起白天的经历，恍然大悟道：“好的，牛老师在家，我帮你叫他。”

等爸爸接完电话，我好奇地问：“爸爸，哪人是谁？你何时被称老师了。”爸爸嘿嘿一笑；“他是我集邮的新朋友，现在人不知怎么搞的，都爱称老师。”我说：“这不有点乱套了吗？那真正的老师该称什么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滥用哪？”这时妈妈也发言道：“我也这么认为，老师不可以这样随便用，老师是用来称呼我们这些真正教书的，现在的社会里不管什么人都被称老师，就象当年人人被称师傅一样。”妈妈这话一落音，我们对称呼的讨论就越讲越激动了。是啊，太久没有听到“师傅”这个熟悉的称呼了，这可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性的称呼。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每天我们都要读毛主席的语录，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每个学期除了学文化课外，还要去工厂、农村“学工”、“学农”。那时在大街上问路，逢人就称“师傅”，到商店买东西，如果你要招呼店员，你就大声向他们叫“师傅，师傅”，上了公共汽车后，就向卖票的说：“师傅，两张5分的。”，夏天去店里买冷饮时对着店员说：“师傅，两根棒冰，两块简装。”

我毛毛头的时候是还没有叫“师傅”的时代，听爸妈讲那时社会风气可好了，人人学雷锋，助人为乐，那是一个见了人用“同志”相称的令人怀念的年代。除了在电影《向阳院里的故事》、《李双双》、还有《她俩和他俩》等听大家称呼“同志”外，我记得连照顾我的阿姨都叫我爸爸“牛同志”呢。

称“同志”的年代我太小，称“师傅”的社会我还没有步入社会，然而在这称“老师”的时代我又成了局外人。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的文化是不直呼其名的，因此都在其名之前都冠于“头衔”，但不同的时代，“头衔”不同， 如果你现在称人家“同志”或“师傅”，那你一定会被认为是个老八股，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你在办事和社交时会引来不必要的疑心。所以称呼对了，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融入社会，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几天以后我同光光聊电话， 我迫不及待地把我对“老师”的新发现告诉他，没想到光光比我还拎得清，他说：“称呼的变化在大陆太快了，而且很敏感，在‘同志’和‘师傅’之后，在服务业还流行过称‘小姐’和‘先生’。”“对。我记得。”我插道。“可是现在变了，‘小姐’不能再叫了，要称‘小妹’。”光光接着说。“真得吗？那么对男的还称‘先生’吗？”我急切地问道。光光嘻嘻一笑道：“当然不行了，要称他们为‘小弟’了。”

光光一向爱拿我的天真取笑，因此我对他的信息半信半疑。待到下次回国再来证实吧，但“小姐”和“先生”看来是不敢轻易出口了。

抽象里的真情

“什么是抽象？”如果我问你，也许你会对我两眼发直无所答。说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多年来我不知去过多少艺术博物馆，看过多少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然而要用语言来解释这两个字，我的脑子依然是空空的。每当有友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看现代艺术，对那些无规无矩，无形无影的抽象艺术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解，我只有心虚地胡扯一番，想快快地在“抽象”面前逃之夭夭。可是，冥冥中我知道“抽象”里是有真情的，否则它们无法在我们心中存在，只是要悟出它们的真情何在，它对我们的情感会产生什么样的共鸣，那是很难用语言一下子道出其理的。

大刚是妹妹的朋友，在休斯顿的一个交响乐队作指挥。记得去年夏天妹妹来我家度假，一天，她一边看email一边兴奋地对我说：“姐姐，今天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位指挥家朋友。”妹妹的朋友可多了，他们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而且大多数都同艺术搭边。 妹妹对我很大方，只要有机会她都与我分享她的朋友们。我对指挥家向来有一种崇敬感，听交响乐时，看着他们拿着指挥棒站在舞台上摇头晃脑的样子，我就被他们那种特有的活力而深深地感染着，我认为他们是最“酷”的人，他们不仅对作曲家的乐章有很透彻的理解，同时他们对每一件乐器的特性也了如指掌，他们是作曲家的播音者。但是，对我来讲，他们又几乎是无法接近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类人，他们登场时的严肃，演出时的疯狂，是常人没有的气质。在我的生活里我还没有遇见过指挥家呢，今天有幸能见到一位“真”的指挥家，我兴奋的情绪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见到大刚时，我震住了，他长得同小泽征尔几乎一模一样。他不仅留着同小泽征尔一样的长头发，而且他们还有一双非常象的手：骨感、有力。我在波士顿住时曾有幸多次听过小泽征尔指挥的交响乐，每次听音乐会时，我除了凝视他那气势蓬勃、激情奋发的背影外，我常盯着他的手看。小泽征尔与其他的指挥家不同，他不拿指挥棒，他用他特有的、充满魅力的手势给乐队传达乐章里在的信息，好象他的指尖都在抒发音的微妙。小泽征尔是我最崇拜的指挥家，没想到大刚竟然有同他一样的手，冲着这一点，我立即对大刚崇拜起来，断定他一定也是一位有天赋的指挥家。

大刚为人大大方方，说起话来嗓音洪亮，铿锵有力。他毫无架子，平易近人, 把我对指挥家之间的距离一下解除了。我们不一会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了。

“我是大刚，你想今晚去旧金山Davies Hall听一场音乐会吗？”几天前突然接到大刚这样的电话，我兴奋无比。原来，大刚这周在我们这里办事。能同指挥家一起去听音乐会太幸运了， 这不是赛过去上一堂私人音乐欣赏课吗， 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欣然答道：“去，我一定去。”

那天晚上的第一个乐章上演的是法国现代作曲家Dalbavie的La Source d’un regard ( 大意是 “水源里的一瞥”)。Davies Hall是旧金山有名的交响乐厅，全木质的墙加上丝绒椅垫和厚地毯，使音响和观众听觉的感应很容易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听Dalbavie的作品，有一种进入一个完全陌生地方的感觉，我感到在黑漆漆的黎明前，他带着我们浅一脚深一脚地来到一个水潭边，四周静静地见不到一个人影，一会儿水潭里发出水蛇般的怪叫，一会儿水潭对面的树林里又传来乌鸦的啼鸣，就在我们脖子上的 汗毛吓得竖立起来，皮肤上起了一串串鸡皮疙瘩时，这些幽灵般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天亮了，微风轻拂在水潭的表面上，一眼望去，水潭里的水是那么地清澈透亮，是绿色？又好象是蓝色？还有水潭里跳跃着天上白云变化万千的倒影。。。

幕间休息时，我一口气把我听到的“画面”告诉大刚，大刚拍着手说：“很好。”我不好意思地问：“我知道这是一部现代作品，应该是抽象的，而我不懂怎样解释抽象的东西，所以我只能把它变成画面来听。你能告诉我如何来理解抽象的东西吗？”大刚沉思片刻说：“其实，抽象这个字听起来很神秘，但它很简单。对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形式，它们的曲调同我们以往感受过的完全不同，不管它们是什么，我们都会被它震住而产生距离感，听觉感到不自然、不懂和有些不爽，因此我们就称之为抽象的东西。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从小就听贝多芬，尽管我们也不懂作曲，也不懂其中的合音和变调，但听起来很自然，自己认为可以接受它，固然就也没有抽象和不可思议的感觉了。所以抽象是相对的，是有时代性的。如上世纪初，当Debussy (得彪西)打破传统写出没有半音的乐章，音乐界顿时哗然了，认为他的作品是那么地刺耳，没人听得懂，太‘抽象’了。经过近一个世纪听下来，Debussy已被我们接受，他的音乐不再陌生，听多了，听出里面的秘密，因此也不再是抽象的了。”

大刚毕竟是音乐专家，他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接着又说：“抽象从字的表面上理解，是把一样东西从另一样东西里抽出来后加以想象，就是抽象了。由此来看，在理解抽象的东西时，我们需要去了解在被抽出来以前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或听到艺术家真正的心声，去熟悉和理解作品的精髓。”

听到这，我的心兴奋地“怦怦”跳起来，在长期对抽象“悬”念的冥思苦想中，我顿时有“峰回路转”“水落石出”的醒悟。我的思路活跃起来，正当我想同大刚大谈特谈彼此对“抽象”的理解时，Davies Hall里的灯渐渐地暗了下来，乐队指挥在大家地掌声中又走上舞台，我不得不打住我的话题，转目于台上。

节目单上的预告说接下去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二钢琴曲。一位清秀而文质彬彬的年青人在钢琴前坐下，随着他的双手在琴键上的起伏，流畅的音符洒尽音乐厅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我不记得何时听过这首乐曲，但对贝多芬我不陌生，他那家喻户晓的 “ 致爱丽丝”“英雄”“命运”和“田园”交响曲早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震撼，所以今晚的钢琴曲自然而然地把我又带入了贝多芬的世界，我同他的情感共鸣着，没有丝毫疏远的抽象感。

听着，听着，大刚刚才的话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游神远去。因为今天我向大刚提出如何理解“抽象”还有另一层原因，自从几周前从一个画展参观回来，我就一直挣扎在怎样感受“抽象”里的真情的探索中。

那天当我步入美术馆，命题为“O’Keeffe和抽象（ O’Keeffe and Abstract )”的大幅标语就一下吸引了我。我对美国绘画史上最有名的现代派女画家Georgia O’Keeffe 向来崇拜，第一次看她的作品是十几年前在英国的Tate美术馆，当时我就被她那强烈的色彩和缺乏一般透视的composition画法感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对花卉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它们没有一般花的结构却画出了花的气和色， 我感到有一种被“抽象”搞晕了的感觉，除了视觉的难忘外，我无法理解和体会她画中的情感，因为那时O’Keeffe对我是陌生的。

从此我迷上了O’Keeffe的画，多年来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O’Keeffe的画我是必看的，但对她这些“抽象”创造的思想来源依然感到神秘。

一见这次展览的主题我就暗喜，因为我想在这个展览里一定可以知道更多O’Keeffe画以外的故事，同时我更期望O’Keefe会告诉我更多“抽象”的意义何在。那天的展览真的很棒，除了展出O’Keeffe早期的代表作品和一部分晚期力作，同时更精彩的是在一些画的边上还展出了O’Keeffe在创造期间写给朋友们的书信。她在信中表达了画外的心声，它们是她“抽象”作品所“抽”之处。当我读到这样一封信时，我一下就找到了O’Keeffe“抽象”中的真情：

“Nothing is less real than realism. It is only by selection, by elimination by emphasis, then we get at the real meaning of thing”

这不正是同大刚所讲的，深入“抽象”要先找出“抽象”的源泉一样吗？O’Keeffe在这里告诉我们，表面上的抽象，来之于真实的情感，只不过我们对这些情感做了选择，删除和强调，这就是“抽象”诞生的过程。

当我们的思想膨胀到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之外，当我们的情感沸腾到我们的灵魂都不敢正视时，我们只能抽出其中的精髓留存于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中。就像我们的记忆是片段的一样，我们的脑子是一块画布，我们所经历的人生是一个无限的画面，然而要把无限的画面放到有限的画布上，我们只有抽出其中色彩线条最优美或最强烈的部分。难怪我们的思想有时是不系统的，我们的情感是选择性的，那不是也是一种“抽象”吗？原来抽象里的真情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作为欣赏“抽象”的人，就需要去熟悉艺术家的全部，去了解他们的故事，感受到了他们“抽象”里的真情，那么那些所谓的“抽象”就不再是陌生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了。

“哗”，“哗”，我的思路从“O’Keefe和抽象”的画展中被一阵震耳的掌声惊醒，此时，整个Davies Hall 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正为舞台上那位年青钢琴师精彩的演出鼓掌，我和大刚也站了起来，我们随着大家一起为精彩的演出鼓掌叫好，大刚高声向台上喊着“Bravo”！“Bravo”！

我的心在掌声中强烈地跳跃着，那种强烈的跳跃有一种越出胸膛的窒息感，我不仅为眼前这位天才的前途无量的年青钢琴师喝彩，我也为自己终于能“耳聪目明”地听到和看到“抽象”里的真情而激动。

上海山东人

每次外出旅行，陌生人见面相互会问：“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对这个听起来简短的问题，我总会支吾不知如何作答为好。因为，在英文里这个问题有两种理解，第一是真的问你从哪里来，还有另一含义是你是哪里人？如果我按照第一理解回答：“I am coming from San Francisco ( 我从旧金山来)。”我敢担保那人一定还想知道第二个含义，于是他会再问：“ How about original ?” ( 你最原先是从哪里来？)，然后我又答：“ I am Chinese. I was born in Shanghai.” ( 我是中国人，生在上海。”如此这般的问答，不知有过多少次这样的经历，很令人烦恼，我总希望用最简单的话来表明身份结束这样的问题。

我到底是哪里人？我长着亚洲人的脸，讲着有口音的英文，拿着美国护照，可是我离开中国二十多年了，鲜知中国国情，我应该怎样对陌生人介绍自己的身份呢？我有时发现当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我很火大，倒不是生那提问题人的气，是我恨自己活的这么辛苦，到头来竟然没有明朗的身份。

长期以来，我尽量避免正面回答这类问题，通常我都用开玩笑的方法来搪塞他人。有时我回答，我从月球来；有时我说我从蒙古来；有时我干脆反问，你从哪里来？一般陌生人不会追问，问一下也就罢了，因此我也可以逃避这个讨厌的问题。

可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竟然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使我茅塞顿开，我现在再也不怕这类问题了，我终于有了再确切不过的回答了。

今年初春，当我离开上海回美国的那天早上，天气突变，不仅下着大雨而且还有下雪的预兆。为了怕临时叫不到出租汽车，妹妹帮我联系了一家私人机场接送服务公司。

早餐一过，楼下的门卫就来电话说，去机场的车子来了，在楼下等着呢。于是全家一起全力以赴帮我把大大小小五六件行李搬下楼去。楼下大门前，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停在那里，一位中年，身材笔挺的“老小伙子”打着伞迎了上来，他先把我，我妈妈和妹妹送上车，然后自己冒雨把行李放进后车厢，他这如此正规的服务令我大吃一惊，上海现在真的不得了了，连司机的服务都进步得这样到位。

等“老小伙子”坐进车，他马上彬彬有礼自我介绍道：“我姓沈，叫我小沈好了”。他接着又说：“今天天气太糟糕了，我早来了，这样可以保证你不会误了飞机”。我谢了小沈的周到安排，相信在这个时间出发是绝对赶得上我的班机。

车子出发了，不一会我们就融入了上海汹涌的车流，雨刷象司机对待他的客人一样殷勤地使出全部的力气在玻璃窗上来回摆动着。小沈的车技真的棒，他见缝插针般地行驶着，不一会他就把车开出了闹市上了宽敞的高架。坐在小沈边上的妈妈松了一口气，她对小沈说：“小沈，你的技术真好，车开的又快又稳。”小沈嘻嘻一笑说：“我是开了有二十多年车的老司机了。”接着他很有礼貌地问我妈：“听口音，太太你是山东人吧。”妈妈马上用她特有的山东上海话答道：“阿拉是山东上海人。是的，我是山东人，在上海已住了快60年了。”小沈听罢兴奋地说：“太巧了，我爸妈也是山东上海人，他们也在上海住了近50年。天下山东人都是一个脾气，不管住哪里，住多久，家乡的口音是不改的。”

听小沈和妈妈的聊天，我和妹妹也开始加入了，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妹妹说：“这样说来我们都是上海山东人了。”小沈透过后视镜看着我俩说：“当然没错了，我同你们一样都是上海山东人了。”这时我也不甘落后插嘴道：“难怪，一见你我们就有一种亲切感，原来是同乡啊。”小沈听了更乐了，他说：“山东人同上海人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我们这一代尽管生在上海，喝着黄浦江的水长大，但我们的血管里还是流着咱们爹娘的山东人的血，所以我也象山东人一样性情直爽，义气用事。但我毕竟在上海长大，上海男人的腔调我也是蛮足的，如在家里，我绝对没有山东人大男子主义，买、打、烧，我统统都来的。假期里，我也常请老婆看看电影，吃吃咖啡，象海派上海人一样弄一点情调来。”

小沈一口气说到这里，我们三个听得津津有味，大家不时点头认同。妹妹说：“我最爱同上海山东人交朋友了，大家尽管都是讲上海话的上海人，但是山东人的豪爽劲和落落大方的气质是南方人缺乏的，每次遇到上海山东人，大家很容易就成了好朋友。还有，我喜欢上海山东人的原因是，他们个头高，帅哥倩女可多了”。

妹妹是搞艺术的，三句话离不开评论美感，不过这话不假，生活中北方人高大，上海人在穿着打扮上比较讲究，所以生在南方的北方人的确在外表上有一定的优势。小沈还没等我把意见发表出来，他又得意洋洋地说：“不瞒你们说，我最自豪的是我儿子。他是我家第二代上海山东人，他现在在读大一，个子一米八五。我对我儿子的要求是，做人要保持我们山东人的正直，爽快和大方，生活上要有上海男人的细腻味，不仅将来要对老婆好，还要会做家务。每个周末他从学校回来，我就教他做一个菜，这样将来他有了家生活起来才有味道。”“啊，你这个上海山东人太棒了，你儿子这样优秀的上海山东人一定女朋友一大堆吧？”我兴奋地问小沈，心想如果自己有女儿，我一定要她找这样的上海山东人做老公。 “喜欢我儿子的小姑娘真的很多呢。”小沈得意地答道。冲着他这种有点不加掩饰的自大，我毫不疑问地断定他真有山东人的血。

热情健谈的小沈，一路上同我们聊个不停，一眨眼的功夫机场就到了。这时雨停了，天也放晴了。下

了车，道别这位上海山东老乡，妈妈和妹妹帮着我推着行李走进机场大厅。我怕机场道别的情形，通常一进机场，触景生情，我的鼻子就开始酸酸，眼泪汪汪起来。可是那天我竟然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也许是我还沉浸在小沈的话题里。我一边检票、托行李，一边还来不及酝酿同妈妈和妹妹离别的伤感，不一会我已发现自己坐在了返美的机舱里了。此时我的脑子里还在想着小沈的故事，他真的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上海山东人”，“山东上海人”，我反复推敲这两种人的说法，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的问题竟然被他轻易地解除了。

以前住上海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上海人常被人认为小家子气和缺少一定的家教。而我是山东人的后代，有着严格的孔孟之道的家教，但是我也引以自豪为上海的小资。因此，我常常烦恼该怎样来区分两者。小沈的定义太精辟了，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原来是属于上海山东人。

由此推论，我这个生在上海住在旧金山的美国护照拥有者，不就是Shanghai Californian （上海加州人）了吗？不管今后我在美国再住多久，我都会象我爸妈那样的山东上海人口音不变，但我们的生活又让我们拥有了加州人的习惯和审美观，我们虽不是地道的加州人，但也从上海人的圈子里脱离了出来。可是我们依然以是上海人为自豪，上海的一切永远牵动着我们的心，有机会讲上海话还是比讲带上海口音的美国话来得爽快和亲切。

想到这些，我兴奋地左顾右盼起来，我真想现在就有一位陌生人来同我搭腔，希望他来问我：“你是哪里人？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 那我会毫不含糊地答道：“我是上海山东人呀。或 I am Shanghai Californian”。

走狗

很久以前，那时我刚到美国做生意。一天来了一位顾客，听介绍她给我的另一位顾客说，她是出生在美国的ABC，她在一家电视台做 播音员，会讲中文。那天她还没进门，我就听到 一个洪亮的嗓音从门外传来：“不好意思，I am late.” ，她那半中半英的腔调，我不用猜就知道她是何许人也，接着一位个头高高留着乌黑齐耳短发的年青女子出现在我眼前，她穿着一身西装套裙好一派豪爽女强人的风度。等我们相互打完招呼后，她又对我爽言爽语道：“对不起，我今天穿了太多的 Make-up 了。”“对不起，你穿多了什么？”我大惑不解地问道。她用手指了指脸说：“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好，应该怎样说 I wear too much make up。”我恍然大悟，ABC的中文太逗了，她把英文直接译成中文了，我哈哈大笑道：“中文应该是这样说，化太多的妆了。”从此这件事成了我给朋友讲的一个有关ABC的经典笑话。

后来我又听到一则类似的笑话，它是这样讲的：一天彼得爸爸的朋友来找他爸爸，爸爸的朋友问：“你爸爸在家吗？”彼得是个很有礼貌的ABC孩子，他用中文回答道：“叔叔，我爸，走狗。”爸爸的朋友听了吓了一跳，心想，这孩子怎么这样说他爸爸，他瞪大眼睛说：“你在说什么呀？”彼得见状，知道自己回答的有问题，于是他这次用英文回答道：“My dad walks the dog.” 爸爸的朋友终于听明白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啊。

打那起，我见到有人遛狗，我就故意学着这个ABC孩子的讲法，把他们统统称为“走狗”。但我没有想到自从我做了狗狗Pluto的“走狗”以后，我还挺喜欢的呢，我发现了许多“走狗”的乐趣，经常盼着狗狗Pluto来我家度假，这样我就有机会“走狗”了。

在美国住久了，越来越发现这里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除了工作以外，一般很少有机会同别人打交道，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很少有机会去了解。每次离家出门，在车库里坐进车后就一口气开到目的地，不要说对沿路的地方从没有机会了解，甚至对自己住的邻里都是陌生的。

我住的地方是一个有名的老区，还没有搬来此地时，就听人说这里环境好，街道优美，到处是有品味的住家建筑和情调浓郁的私家花园。看房子的时候，果然如其所说，我对周围的环境很满意，想象着住到这里以后可以经常在房子附近散散步，感受一下悠哉的乡村生活。

一转眼，搬进此屋都七年了，在没有“走狗”之前我对自己生活环境的了解几乎是零。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一个人在街上走，从来也没有见过有人在居民区闲逛，如果见到有人对着别人家的窗门有事无事地张望，那人不是被认为精神有病，就是心怀叵测的坏人，说不准还会被人打911报警呢。

美国人就是这样同咱们老中不同，他们绝对没有“远亲不如近邻”一说，对邻居的态度是，他看你时，未必是在同你打招呼，而你看他时，他一定认为你动机不良。所以就是开车经过邻居家门，我们都要目不斜视，绝不能放慢车速，窥视他人。

好奇心人人皆有之。其实，尽管邻里之间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但隔着窗门谁不在猜测彼此呢？如街对面的那家有三辆车的，老婆不上班，每天一早送孩子上学后，她的车就“派”在车道上；斜对门的那家先生好象是教书的还是自己做老板的，常常进出没有定时；还有我的左边邻居好象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活跃分子，每个月总有一二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家就有许多人来聚会，除了门口停了一大堆车外，他们家的厨房更是灯火通明。

我家的厨房有一个对着大街的Bay Window （海景窗，一种有宽平台的窗），我每天早上煮咖啡准备早餐的时候常会对着窗向街上张望一下，偶尔我会看到一些“走狗”的人停在我的前院，他们一边耐心地等待他们的狗专心地满地闻，一边两眼发直有看没看似地打量着周围，他们这种四周张望的行为绝不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因为他们有狗做伴。在这个狗的地位相当高的社会，狗想做的事，是绝对无可非议的。

狗狗是遇到树就要停下来闻，看到小灌木林必定要在上面撒尿。狗的这种人人皆知，但人人无知其果的行为，它们的主人为之不时止步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一边“走狗”一边乘机察看周围就显得很自然。见此情形，我就好羡慕“走狗”，心想，如果我有一条狗就好了，我就可以无所顾忌象他们一样，正大光明地，大摇大摆地，边“走狗”，边对我的邻居来个调查。

我向来都有“心想事成”的好运气，一年半前，我的好朋友玛丽家养了一条叫Pluto的小狗，每当玛丽同先生外出旅行，我就自告奋勇地把Pluto接到家来替他们看护，因此我终于圆了借“走狗”了解我家周围情况的梦，现在我对我家方圆几条街的情况了如指掌，不瞒你说，我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活地图”。

Paco街是一条两头被大路断掉的小路，我住在它靠西边的那头，每天出门我就右拐上大路，对东面的人家一无所知。自从Pluto来了，它一出门就喜欢向东跑，我这才有机会开始打量街上所有的人家。

我们这条街因为地形的关系都是小门面的房子，不长的街却有四五十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只有一车房，所以看上去都不是有气派的豪宅。街的右面的房子近几年来都翻修过，它们显的比较整齐，但还有一二家仍然破旧不堪，有一栋的车房门还是象农庄关牛马那样的半截的呢？那栋把以前的一口旧井改成信箱的老房子，去年总统大选时，在它的前院插满了支持Obama的标语牌，不知Pluto是哪个党的，每天它一走到这里，它一定会在那些标语牌前撒尿。一见此状，我心中窃喜，狗可以替主人示威却不会引来麻烦，这也是我意想不到的“走狗”的惊喜。

在Paco街上还分出三条小街，一条很短叫Roman，上面只有七八户人家，一条很长叫Clark，如果沿着它走可以走去很远，还有一条叫Silvia是一头到底的中文称“死胡同”、英文称“court”的街，有一些爱摆弄文化的人常称之为“Cul de Sac”。一般如不住在这个Cud de Sac的人是不会走进去的，开车的话就更不会随便闯入，因为在Court的街口，常常有一个很醒目的警告牌，上面写着 “ Not a through Street”（此路不通）。但我听人说Cud de Sac里的房子通常都比较漂亮

Pluto是一条小狗，它走不了太长的路，所以我常选那条Silvia 街走，然后沿着它走到Silvia Court , 到底以后就可以掉头打道回府了。

一天，我带着Pluto又走到Silvia Court，来了这里几次我已对这个Cud de Sac里的房子有所了解，正如人们所说，这里果然有漂亮的房子，特别是到底的那两家我尤其喜欢。右面的那家，房子不大，房子刷的是白色的石灰墙，有一扇黑色的Shutter (百叶窗)，屋顶上有一个红砖烟囱，前院用黑色的铁篱笆围着，透过篱笆满园种满了各种各样的玫瑰，尽管加州阳光充裕，玫瑰长得好不稀奇，但满园棵棵都如此健康的玫瑰依然少见。还不到盛夏，这家的玫瑰已开满了枝头，鲜艳得花朵攀着黑篱笆伸出头来，把房子装点得象童话故事里描述的英式小Cottage(农舍)一样。左边的人家是另一种风味，窗前是两棵红枫树，一块修剪得一丝不苟得绿草坪，没有种任何花，在右边的围墙边是清一色白玫瑰，我最欣赏它的地方是那一株爬满车库门的淡紫藤，它的花一串一串的低垂着，象是害羞的娇女含情脉脉地沉思着。这家的主人显然是爱静和喜欢优雅色调的那种有“品味”的小资。

对着这两家可爱的房子，我每次都特意让Pluto在它们门前多留一会，这样我就有理由对着它们多欣赏一会。这天无意中，我发现在两栋房子的中间有一条小路，那路之小除了人和狗可以走，大概只有一辆自行车可以通过。我对我的发现万分地惊喜，我牵着Pluto，小心地穿过小路，我突然发现我们来到了另一个Cul de Sac 的底。就象在“桃花源记”里那个渔人迷失了方向后，突然眼前一亮发现那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一样的欢喜, 我在惊喜之余开始打量起我的新发现来。

原来这个Cud de Sac 同我家街上那条最长的路Clark 街是通的，它叫Clark Court，如不是“走狗”我是无伦如何也不会想到它同Silvia Court 是背靠背而相通的两个Cul de Sac。

在Clark Court里我也发现两家很有意思的人家，一家是靠近Court的底部右手边的那个，它可以说是我在方圆几里发现的最特别的前院。它没有一点规划，也谈不上有什么形式，房主人完全是属于那种无拘无束，绝对任性型。除了车道，其他地方一眼望去，杂乱无章，每次路过我都想避免看它，但它却偏偏是Pluto的钟爱，我怎么拉它走开那里，它都坚持要去那转一转。无奈，我只好奉陪，谁叫我是它的“走狗”呢？

当我终于走近它，对着乱七八糟的院子细细打量，我诧异地发现，原来这是一个菜园子。里面种了黄瓜，扁豆，番茄，沙拉菜，更吃惊的是，我还发现有玉米。天呢，原来这家把菜园子种在大门口了，难怪这么乱呢。通常，大家都是把菜园子放在后院的角落，大胆把菜种在前院的是一家怎么样的人家呀？我好奇地把房子好好审视了一番，想找到答案。但我没有发现诸如门前有鞋子是中国人，窗帘用米色尼龙是印度人之类的蛛丝马迹来，几次经过都也没见到有人进出，至今仍是一个迷。

同这家非常奇怪的人家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路对面那家，它整整齐齐的草坪，错落有致的园林设计，小山石和小草被红木屑有模有样地围着，最动人的地方是大门前那随风飘扬的小旗子，一看就知道主人是收藏旗子的那类人，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挂不同的旗子， 以此来增加生活的情趣，如情人节，挂有红心的那种，万圣节挂有南瓜的那种，等等。看着他家的旗子，我们就会知道现在在过什么节或是什么季节了。

如此不同的两家人，他们每天遥遥相望着，我不知他们会怎么相互感受，从前院的形式，我们不难断定他们是绝不会苟同的那一类，我为他们要相互忍受深表同情。

自从发现Cul de Sac不一定是“死胡同”，我再也不受竖在街口黄色的“Not a through Street”标语的迷惑，我决定带着Pluto把我家周围所有的“死胡同”都走一遍，果然我们发现了无数的世外桃源，现在我可以屈指向人如数家珍那样介绍我家附近的住家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哪家是我最爱的现代建筑,哪家有我最爱的Dogwood树，哪家有日本禅式花园，哪家有参天的竹林，哪家有艺术雕塑造型的信箱，哪家是新搬来的新贵，还有哪家是门前常常车水马龙最爱开Party的。对我这些从未见过面、打过招呼的邻居，他们全然不知我竟然对他们有如此的了解，奇怪中我不免有些得意，仿佛我感到我现在已有资格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 Local”（本地人）。

对“走狗”我是越走越来劲，越走越有滋味，越走越有看头。如果几个月不“走狗”我就会想念这些对我一无所知的邻居，我在想，不知那家的菜园子又种上了什么菜？那家门前又换什么旗子了？那家英国农庄的玫瑰又开了什么颜色的花？那家正在翻建的房子不知完工了没有？

我对我这些“陌生”的邻居的关心常使我感到温馨，在这缺乏人情味的地方，没想到“走狗”给我带来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情感，原来爱也可以这样产生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你的居住区，你也想关心你的邻里，你不妨也来养一只狗，或向朋友借一条狗，或象我一样在朋友远行时替他们看狗，这样，你也可以来“走狗”，以此来关怀你的邻居们，你一定也会成为你家附近的“活地图”。

高帽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把夸奖别人叫作戴“高帽子”，它的出处何在？但我从小就记得我妈常说我是个爱戴“高帽子”的人。因为我爱听好话，我一听别人夸我，我就精神抖擞，笑逐颜开。

所以我对“高帽子”的钟爱是，有帽必戴，没帽也想办法找几顶来戴。但是我没有想到，在那天我的新书发布会上，面对那么多漂亮的“高帽子”，我竟然第一次怕戴它们了。

我在网上写作，一开始是一件随意的事，没想到写了一篇又一篇，在家人和好友的鼓励下竟然坚持写了三四年，文章有一百多篇。不知是哪位朋友提的建议说：“呆呆，你可以出本书了。”我初听并不把它当一会事，记得我的回答是简单的：“没想过”。去年回国探亲，妈妈对我说：“我认为把你的文章汇拢起来可以出一本书。”这次我听了没有反对，妈妈的话毕竟比较真实，也许我真的可以象真正的作家那样出书了，我心里乐滋滋的, 那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想我妈她不会随便给我戴“高帽子”，这顶“高帽子”也许真的适合我戴呢。

我们家的家风一向是“说做就做”，自从全家一直认为我有条件出书，于是大家一起出动。经过调查，现在出书并不难，如果不要书号自费出书更没有任何障碍。画家妹妹因为在上海已出过几本画册，她对印刷业早已熟门熟路，她大力推荐L君公司给我，经过几次面商和电子信件交流，印刷的合同顺利定了下来。

尽管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多产短文“作家”的“高帽子”，但曾做过《海上文坛》文字编辑的老爸却笑我的文章里错字连篇，爸爸说，有档次的出版物不管文章怎样，首先就要尽量减少错别字。因此爸爸自愿为我担当起编辑工作，他趴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为我校对，他的动作又快又准，不到十天功夫，老爸就把350页的文字全部校对完毕，为了女儿的书，看来爸爸把自己的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

大家都熟悉一句老话叫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既不会写也不会画的光光，这次全家活动很自然他就得投资了，这倒不是我们想欺负家中唯一的“外人”，因为这是一件挺合情合理的事，光光听罢毫不犹豫，许诺我：“出书的钱，我来。”可是，光光的支票还没寄到，我妈为我准备出书的大红包已摆在了我的面前。面对可以有选择“投资”人的机会，我放弃老公接受爸妈的“红包”，因为，我想爸妈为女儿出书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他们为女儿花钱做这顶“高帽子”是他们的喜事，而“老公投资老婆”这档子事，将来有的是机会呢。

书就要上机印了，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请谁来写序和书名叫什么呢？我想写序的人要具备不仅要有文采，还要了解我，那人一定要会给我戴“高帽子”。我第一个就想到请郑重叔叔写，他是有名的作家和记者，看我从小长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不知戴了多少顶郑叔叔送我的“高帽子”，然后我又决定请好友远远也替我写几句，远远尽管还没有出过书，但他是了解我的朋友中具有潜力的“群众”作家，虽然他平时不轻易给我戴“高帽子”，但我想作为同游世界十几年的密友，替我美言几句是没有问题的。

书的封面设计不由分说地落在画家妹妹的肩上，对向来画大画的妹妹来讲，在这么小的封面上画点什么真可谓“小菜一碟”。那天我们一起去见L君，当他问妹妹何时可以把封面设计交给他，妹妹说：“现在”。接着她向L君讨来笔和纸，挥笔泼墨，二三下，一个栩栩如生的呆呆肖像就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我们齐声称好，我暗暗佩服妹妹的艺术功底，同时也为有一位会画画的妹妹感到幸运，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也许在孩子出生前，做父母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给孩子起名字。孩子是男还是女，他和她长得象谁？ 为孩子起名字将关系到孩子一辈子的事，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还要注意口音和方言，谐音字和同音字，否则本来很有意义的名字往往会变成孩子的绰号，给他或她带来烦恼，搞不好他或她会一辈子抱怨父母。与此相反，好的名字叫起来会朗朗上口，在孩子将来交友和社交活动中还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呢。从给孩子起名字还可以看出父母受的文化教育和修养程度，由此看来给孩子起名字有多重要和不容易啊。我的这本书就象我的孩子，特别是第一次为人父母就更加兴奋和激动，我喜欢女孩，我曾对朋友说，如果我要生孩子，我一定要生个女孩，为了圆自己的梦，我想为我的书起一个有女人味的名字吧。

左思右想，几天来我为我的“女儿”起什么样的名字绞尽脑汁，我的脑子里象放电影一样，以前读过的书名一部一部地在脑海里走过，我想从中得到启发。最后我的思路落在了我最崇拜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著作上，他的小说每本都有优美的名字，如“Norwegian Woods”，“Kafka on the shore”，“Before Midnight”，“After quack”我尤其喜欢他最有名的那本书叫：“South of board, West of Sun”,听起来有情有景，读起来韵味十足。一天早上，我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望着窗外深秋的晨曦，一片淡淡的云轻轻地漂浮在我小院子的天空上，朝霞印在它的身上象给它涂了美丽的淡妆，我的心一亮，我“女儿”的名字有了，就叫她“天边的彩云，路边的景“吧！

好朋友茱莉是一个个性爽快的人，她快人快语，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同她通电话的事。那是十几年前，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的“Hello”还没有落音，电话的那头就传来一个爽朗的女声：“我叫茱莉，今天是我的三十岁生日，我决定请你从现在起帮我好好保护我的皮肤。”就这样，我同茱莉认识了，她不仅做了我十几年的顾客，我们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不到两个月的功夫，一天在我的Email里传来了L君的消息：“呆呆，你的书印好了。”随信L君还附上了几张新书的照片，打开附件，我的心“扑通”“扑通”的急跳起来，就象每个躺在生产床上的产妇，当她从护士手中接过孩子，顾不上生产的辛苦，激动之余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看看宝宝是不是十个手指头都全，眼睛鼻子都长对了地方？一心只盼宝宝是健全的。我那时的心情也是这样，透过电脑的荧屏，我仔细察看我的“女儿”，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看了新书的照片后，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茱莉，她拍着手欢呼道：“太棒了，我们一定要为你的新书开个Party, 这不是你的Baby吗？让我们一起给她庆祝一下。”还没等我从上海把新书拿回来，茱莉那头已开始筹办起Party来了。待我一个月后满载着沉甸甸的80多本书从上海回来，茱莉不仅为我的新书发布会联系在Saratoga图书馆举行，在网上向朋友们发出上百封电子邀请信（Evite) ,她还找来了《世界日报》的大卫记者对我的书作采访，为这次书会扩大影响，并使我第一次以新闻人物上报了呢，也许这是我有史以来戴过的最高一顶帽子，顿时感到有些“头重脚轻”起来。

新书发布会安排在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日子一定，一些热心的朋友就来电说，这个日子不太好，原因是许多学校多半在那时放春假，大家有带着孩子外出旅游的可能，另外，那是交税前最后的一个星期天，许多人都把报税的事拖到最后一个周末才做。听了这些分析我的心里有些犯嘀咕，可是能预定到图书馆的活动室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要改期也许就更难了，我决定仍按原计划开会。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在加州住了那么多年，加州向来以缺水干旱为气候的特点，一般过了三月就可以把雨伞收起来直到深秋十一月以后再拿出来

用。可是今年的天气绝对反常，进入四月以来天气还是阴冷有雨。

离开会还有几天，我天天查看天气预报，报上和网上对星期天的预报都是令人劂倒的坏，不仅说有雨还注上了有闪电的符号，天公对我如此刁难我却无奈没有招架之术。综上这些负面的因素，对于从来没有登过大场面的我来讲，可谓“凶多吉少”，我想我也只好抱着 “赶着鸭子上架 ”的态度，尽力而为了。

在茱莉，青青，远远，迈克还有远道而来的凯伦和沃特的帮助下，开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大家分工明确，约好到时会场上见。

星期天我起了一个大早，我把几套漂亮的衣服拿出来对着镜子试了又试，然后又精心化妆修正发型。俨然象一个即将出嫁的新娘，心情是又紧张又激动。为了到时不怯场，我对着发言稿读了一遍又一遍，热心的凯伦和沃特自愿充当我的临时听众，他们不断地帮我纠正用词还给我叫好打气，临阵之前戴顶“高帽子”对增加我的信心倒也是必要的。

打从早餐以来，天就阴沉沉的，大大小小的雨点就象热油锅里被暴炒的花生米，蹦蹦跳跳着。望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担心，那就是原先约好出席的人是否仍会守诺，大家都知道集会最大的不幸就是冷场。

Saratoga 在我家的南面，开车不到半小时的路，它以宁静和典雅而出名。一提起Saratoga大多数人的眼前就会出现一条条橡树成林的乡间小路和一栋栋门前有白栅栏和修剪整齐草坪的人家。Saratoga的图书馆造得也很有气质，它有现代的结构和造型，同时它坐落在一片杏树林里，在这场春雨前，当杏花开满枝头，想必图书馆被衬托得更加美丽。可当我们那天下午到达时，风雨愈加猛烈起来，大颗大颗的雨珠打在我们布置会议的用品上，大家底着头，顶着风雨不忌讳漂亮的衣服和鞋子被淋湿，一心只想尽快把东西搬进屋去，那一排排的杏树枝上的花早已是落尽了。

茱莉向图书馆租的这间会议室不大不小，桌子，椅子，投影银幕和插座应有尽有，远远不愧是理工课出身的，三下二下就把播放电影的设备设定完毕。在屋子的另一头，插花高手茱莉大显身手，一回功夫她不仅插了一盆优雅的日本式花还设计出一盆派头十足的西式花景。青青脱了雨衣开始给各式精美茶点装盘，然后又给茶壶添水加热，不管走到哪里，青青都有本事在短短的时间里让我们有吃有喝。

时间一过两点，还没等我换上高跟鞋，“客人来了”青青兴奋地对我说，我抬头向大门望去，果然我的好朋友Pluto的爸妈已捧着一束鲜花走到了我的面前。“恭喜，恭喜”他们笑吟吟地向我祝贺道，我大步向他们走去同他们拥抱，摸着他们被雨水打湿的衣服，我感动地说：“你们冒这么大的雨来，我太高兴了”。

看来我怕冷场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不到半个小时五六十个朋友陆陆续续地到场了，大家不是给我拥抱就是送我鲜花，一时间我被这热情的场面感动得都有些不知所措了，看着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望着大家被雨打湿的衣衫和头发，我为我有这么多和这么“铁”的朋友们感到自豪和幸福，朋友们对我展现的友情温暖了我全部的身心。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记得20多年前结婚时有过这么热闹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注目的眼光，我这个“中心”人物一下子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我象在梦游一般，全然不记得我是怎样把发言稿读完的，凯伦是怎样朗诵我的散文，我又是怎样一口起签了60 多本书，只记得每个人都对着我微笑，每个朋友都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着恭喜的话。

会散了，在回家的路上，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雨后分外灿烂的晚霞，我也如梦初醒，方才静下心来细细地体会刚才会上的情节。

一到家，青青就从包里拿出来宾签名本，她对我说：“呆呆，今天太成功了，这里是所有来宾的留言，你慢慢欣赏吧。”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留言本，一页一页地读起来，看着这些不同的笔迹，有繁体中文的，有简体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半英文半中文的留言，我的脸开始发热起来，每一篇留言都是朋友给我的真心话，他们是那么地诚恳，对我的成绩给于了那么高的鼓励和肯定。

有的写道：“Life is an adventure, filled with friends and stories, You are a good friend and my life is better .Because you are in it…..” 有的写道：“呆呆，祝你的Baby快快长高，长大，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有的写道：“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兴趣，能把这长处和兴趣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分享是不简单的，你做到了…..” 还有的写道：“对你能有这样的自由与生活，我虽不能以，然心响望之，请再接再励，我与有荣焉。”……

Nicole是一个生在美国还不到十岁的女孩，她在留言本上用一半英文和一半中文写道：“ I will like to read your book. 我会喜欢看你的书。”Mattie 和 Nicole 一样也是个ABC， 他才六岁，他也为我写了：“Auntie Deborah , I think you are a very good writer, Congratulation !”

更令我感动的是我的那几位不懂中文的老美朋友的留言，他们写道：“Although I can not read it ,but I am here to congratulate your accomplishment …..” “I feel lucky to have been able to hear your stories read by you….”

读着读着，我心潮澎湃，朋友们的话就象一顶顶美丽的“高帽子”摆在我的眼前，它们每一顶都做的那么精致，那么特别，它们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多

最美、最真心诚意的“高帽子”，竟管我是一个向来爱戴“高帽子”的人，然而，我并不觉得我可以轻易地去接受它们，我不想一下了把这么多“高帽子”都戴在头上，因此而变得头重脚轻，一头栽倒在地上，我深深地明白，我的写作仅仅才开始起步，离成功的历程还有千万里呢。

我合起朋友送我的留言本，就象收起那些美丽和珍贵的“高帽子”，对它们我将好好保存，也许我会偶尔打开留言本，读上一段朋友的话，象选一顶花色斑斓的“高帽子”难得戴一戴，也许这种私下的得意将成为促进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日本福冈2010－夏希

离开福冈有一个多月了，回到阳光灿烂的加州，面对到处是绿色葱葱的丘陵和鲜花盛开的花园，我却不时地想起今年初春在福冈度过的寒冷的那几天，我的眼前常常出现夏希那个小女孩，我没有想到这个才11岁的小学生竟然会让我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这种认识和感受是那么地深刻，它令我为之陷入沉思。

福冈是一个类似常州那样的中小型城市，它在日本南方的九州。同东京、京都和大阪相比显然它没有那么有名，但它对我来讲却并不陌生，因为我有两个好朋友住在那里。在这次旅行之前我从没去过那里，但我却同我在福冈的朋友通了二十多年的信，也不知写过多少福冈地址的信封，福冈就好象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在今年初春的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当我从上海飞到福冈时，对眼前的一切我顿时有一种陌生的亲切感。

我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是B君，他是我高中的同学。记得在高中上课时他坐在我的后面，尽管他不是那个借给我过橡皮的“他”，但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友人。B君高考时是班上的佼佼者，成为首批中日交换留学生，大一时就被送去日本深造。

因为B君我结识了瑛子，一个善良的中日混血姑娘。记得二十多年前B君第一次带瑛子来上海，他让她住我那，打那起我和瑛子就结下了友谊，她称我妹妹，我叫她姐姐，后来她成了我爸妈的干女儿，我们也就更是亲上加亲了。

“来福冈看看吧！”是我这两位好友二十多年来在给我的信里必提的话题，“我一定来！”也成了我多年来对他们的许诺。酝酿了这么多年的计划我终于在今年三月初的一天成行了。可是好事多磨，没想到一到福冈就出问题了。瑛子突然接到任务要出差，B君不巧学术会议繁忙又无法脱身。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我对福冈的访问，都因为夏希，福冈之行成为我难忘的一次旅行。

夏希是B君的二女儿，在读小学六年级。两年前在加州见过她一面，那天太忙没有顾得上同她玩，只记得她一进我家就跳进游泳池直到她爸妈叫她离开她才依依不舍地爬上岸来。我到福冈的那天晚上，当夏希的爸爸带我一踏进他们的家门，里面就跑出一个小女孩。她长一副瓜子脸，留着齐肩发，戴一副儿童近视眼镜，她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脸颊上立即露出两个小酒窝。我一下就认出她是夏希，她一见我很害羞的样子，我也有点发窘，我们互相望着我不知该对她招呼中文还是英文，因为我记得这个中日混血儿不懂中文，于是我上前干脆给了她一个Hug，她也大方的拥我而来，她的小手抱紧着我的背，显然她还记得我，在语言不通的时候，身体的语言是最真实和直接的表达。

夏希的妈妈是一个典型是日本妻子，她叫由佳。她话不多，永远是笑容可掬的样子。我们进屋时她已在做饭了。不一会，日本的甜不辣，寿斯就满满当当地放了一桌。

B君尽管取的是日本太太，但他的家却没有摆日本式家具，谢天谢地我们有凳子坐，如果要象日本人那样跪着吃，我可就有思想负担了。虽然是第一次在B君家做客，老同学的随意和他脾气极其随和的太太令我有一种在自己家进餐的亲切感，当我们刚要举杯同庆久别的团聚时，小夏希象突然想起什么，她站起来，跑去打开冰箱，她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然后回到餐桌，她把盒子里咖啡兮兮的东西倒到一个饭碗里，然后用筷子大力地搅拌，她的动作之猛很带有些夸张，接着那咖啡兮兮的东西就变得象浆糊一样，她拿起筷子撩起“浆糊”放进嘴了，发出“呼噜”“呼噜”的大声，我被她如此这般滑稽的举动逗笑了。B君见到此状忙向我道歉：“瞧这孩子没有礼貌，她在吃纳豆呢。”我说：“看她吃的样子好香啊，我可以尝尝吗？”B君边用日语请由佳给我拿一份纳豆，一边对我说：“我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吃不惯这东西，我佩服你的勇气。”

从由佳那接过纳豆，我学着夏希的样子把它倒到碗里然后大力搅拌，不一会我的碗里也出现了象“浆糊”一样的东西，我用筷子把它们送进嘴里，“呼噜”“呼噜”我也发出不雅的大声，我赶快咽下纳豆对大家说：“好吃，看来吃这东西不发出声音很难啊，就象用吸管喝酸奶一样，不发出声音就要鬼鬼祟祟地喝了。”等B君把我的话翻给大家听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B君佩服我能接受纳豆，我开玩笑道，也许是因为我的前世住过福冈吧。

晚饭后，B君向我道歉说，明天他工作忙无法脱身只能请他的太太陪我，他问我有什么计划。对旅行我向来随意，但将同一个没有“共同”语言的“导游”在一起我多少有些紧张，于是我说请由佳带我参观福冈的博物馆吧，我想看博物馆不需要交流，这样就可以减少“鸡同鸭讲”的烦恼了。

第二天一早B君把我和由佳带到一个Bus车站，他一边递给我一张公交卡，一边对我说：“你就跟由佳走，她会照顾你的。”

一会儿，Bus来了，告别了B君我随由佳踏上汽车。车上人不多，我和由佳并排坐在一起，她依然是笑容可掬的样子，我听B君说由佳曾学过几天中文，为了打破语言不通的尴尬，我用很慢的中文问她：“我们现在去哪里？”由佳还没开口就捂着嘴先笑了，她想了一会鼓足了勇气对我说：“我们去看妹妹。”听到这，我有点糊涂，“看妹妹？”我问。“是的，去学校。”这次她很肯定地说。“是去看你妹妹吗？她在学校工作吗？”我好奇地又问。这下由佳晃着脑袋，想了半天，她又捂嘴笑了，她摇着头说：“对不起，我…”看着她发窘的样子，我不想再为难她了，我心想，反正是走马观花，客随主便吧。

大概七八站的样子，由佳站了起来笑着对我示意“到了”，我立即也站起身随她下了车。

下了Bus，眼前是一片闹市区的感觉，由佳带着我过大街穿小巷，几次她想对我讲什么但都没有成功，我完全理解她的好意，只好自说自话地帮她讲。如见到大商店就说：“这是Shopping吧？”见到小餐馆就问：“这里可以吃日本拉面吧？”不管我问什么，由佳都笑眯眯地点头说：“是”。就这样我们俩边走边问答，倒也没有了原先的窘迫，渐渐地我们有了一种谐调。

拐了几个街口由佳和我来到一个大楼前，她指着门牌对我说：“到了。”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我看到门牌上的汉字写着：“福冈市大明小学校”果然，由佳是带我到学校来，但我们为什么要来学校，难道她妹妹在这里做老师吗？她是要介绍我认识她妹妹吗？我疑问满腹地随她进了大明小学。

大明小学的教学楼同我小时候读的广灵路第二小学没有什么区别，记得我们的校舍也是走进去是一个大厅，然后两边是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两边是一间一间的教室。唯一大明小学同我们不同的是，一进教学楼就要换拖鞋。在大楼的大厅一边放着一排鞋柜，我们先脱自己的鞋子然后去鞋柜里拿拖鞋换上。日本人进家要换鞋是众所周知的事，但进学校也要换鞋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换好拖鞋，由佳在访客簿上登了记，接着我们就上了二楼。看着她熟门熟路的样子，我想她一定常来这里找她妹妹。

二楼的走廊上一片寂静，每经过一个教室我就好奇地向里面张望，里面出乎意料地是没有一个学生。自从30多年前小学毕业后，我还是第一次再走进小学校呢，看着那小桌子和小椅子，我有些激动，时间过的多快啊，想当年我也是一个小学生坐在这样的小桌椅前听老师讲课。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天，爸妈怕我紧张托邻居家的一位小姐姐带我去呢。

“啊，在这里。”由佳的呼唤把我从遥远的回忆里惊醒。我跟着她走进一间教室，里面也是一个人也没有，每个桌子上放着铅笔盒和一些本子。由佳走到一个桌子前，拿起一个印有可爱兔子的铅笔盒对我说：“是妹妹的。”这下我是完完全全地被她搞糊涂了，我上前一看，铅笔盒上有“夏希”两字，我顿时恍然大悟，我终于明白了由佳说的“妹妹”是指她的二女儿夏希，她是带我来参观夏希的学校呢。

明白了这个后，我高兴极了，我开始仔细打量起夏希的教室来。这是一间朝南的大房间，里面有十来张桌子，看来学生不多。奇怪的是桌子后面没有椅子，从桌子的高度看学生也不可能坐地上。教室的前方是一块绿色的黑板，后面靠墙有一排低柜。柜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书包，柜子的上面插了一排书本夹子。

由佳从那排书本夹子里抽出一本，本子的封面有“夏希”的名字，不用猜就知道它是夏希的。由佳打开本子对我说：“这是夏希的作业。”她指着一个在夏希写的汉字上的红圈说：“这是老师画的好。”然后她在空中画了几个圈又说：“圈越多越好。”我点头向她示意我听明白了。接着她又翻了几页夏希的作业本，在一道象是数学题的下面是空白，显然夏希对这题交了白卷。我好奇的想看看这是怎么一道难题，我从题里的汉字大概猜了一下，题目是说，用九根火柴可以拼出四个三角形，如果用六根同样的火柴怎样拼出四个三角形？

我同由佳一起想了片刻，我们都答不出来，看来夏希交白卷可以理解，对小学生来讲这题太难了。突然由佳高兴地对我说：“我知道了。”她从书本夹里又抽出一个本子，她指着本子上的名字“本田”说：“她很好。”果然这个叫“本田”的学生答对了，她把三根火柴平放成一个三角形，又用三根立体放，这样就成了四个三角形了。老师在她的答案边画了好几个红圈圈，我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

放下夏希和本田的作业本，由佳对着低柜上的布事栏看了一会，然后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她拉着我说：“快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急忙忙地跟在由佳的后面走出教室。

她带着我下了楼，穿过一个操场来到一个象体育馆一样的大房子面前。大房子有点旧，前面有一扇很大的生了锈的大铁门。由佳轻推铁门，门依然紧闭，于是她大力一推，铁门“吱嘎”一声打开了。我探头向里面一望，我惊呆了。

原来这里是一个室内篮球场，里面坐了有三四十个小学生，难怪教学楼里没有一个人和椅子，原来他们搬着椅子都坐在这里呢。他们一个个毕恭毕敬地坐着，我们推门的巨大响声竟然没有使一个学生回头看的。篮球场的前方有一个讲台，讲台的上方挂着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这面巨大的日本“太阳”旗时，在这肃静的场合下我不自然起来，身体发冷，有一点不寒而栗的感觉。

讲台前一位中年男子正在讲话，他声音洪亮和严肃，他不象老师在教导学生，反而象军营里的长官在训斥部下，毫不含糊的表情令人畏惧，台下的小学生小的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对如此年小的孩子，用这样严厉的训导，我还是第一次领教。

台上的男子的训斥一结束，孩子们“哗啦”一下都站了起来，他们齐声呼叫着什么，我完全不知所然。我拿出笔和纸同由佳打起哑谜来。我写：“现在是什么事？”由佳写道：“练习毕业会。”哦，我一下明白了，前一天就听B君提到夏希今年小学毕业，没想到我竟然赶上她的毕业典礼的演习。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开始全神贯注地看他们的操练。前两排的同学“唰”的一下转向后两排的同学，他们没有一点表情，目光直视前方，一个同学大声讲一个句子，紧接着另一个同学接着讲一句，然后是另一个接下去，我不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但他们的严肃和高昂的情绪感染着我，他们的表现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符。

在人群里我找到了夏希，她笔挺地站着，两手垂直地放在两腿边，当轮到她讲的时候，她也是目不斜视，大声地充满成年人自信地朗读着，我的眼前突然出想前一天晚上那个调皮地“呼噜”“呼噜”吃纳豆的夏希，此时的她完全是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是那个撒娇顽皮的孩子，她象是一个马上就要整装待发的战士，这个变化令我为之肃然起敬。

一个女孩从站立的人群里走了出来，她跨着军人似的方步走着直线，她一个90度角拐弯，大步走着，然后她在一架钢琴前停下，她规规矩矩地坐下，突然她的指下流出非常优美的曲调，小同学们顿时随着琴声用金铃般的童声齐声歌唱起来。

那歌声同刚才的气氛浑然不同，它是那么地抒情，抑扬顿挫，美妙的音符荡漾在体育馆的上空，我被这突然的转变怔住了，我的心在刚才高度冷酷没有人情的情绪下窒息，这突如其来的悠扬的音乐是那么的美，它的美同这里的气氛是一种白与黑的反差，完全是天地之别。这近乎有风花雨夜浪漫的歌，本不该是用童声来表达的，而这天真的童声却唱出了最纯的人间真情，这真情使我的血在紧缩的血管里一下子奔腾起来。我一下子无法控制我的激动，我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脸颊。于此同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是妹妹经常给我提到的日本人所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它就是这种极度反差下的美，是歌舞伎中演的，武士在娇艳如花雨般的樱花树下拔剑自杀的情景。只有这梦一般的美来伴随这壮烈的 死才是人类情感表达的极点，它才能最令人刻骨铭心。

我在美国也曾参加过两次朋友孩子高中毕业典礼，在典礼上只有纵情的欢乐，他们也唱歌，但唱的是节奏欢快的曲调，他们也发言，而他们的发言用的是谈心似的语气，整个会场除了笑声就是激动的喧哗，掌声混杂在照相机的闪光灯里，整个夜晚都沉浸在幸福的感受中，然而对那种幸福的领会却是那么的短暂，似乎我的记忆在几天以后已变成一片遥远的烟云。

孩子们美丽的歌在一声军令下嘎然而至，我不好意思自己的失态，慌忙低头翻包找手帕，但我发现在一旁的由佳此时也在擦眼睛呢。

那位中年男子又走上讲台，接着他的一顿训斥似的讲话后，小同学们好象有松一口气的表象。由佳对我说：“练完了，等一会，再练一遍。”我听了不觉倒抽一口冷气，“什么？他们还要再练一遍？”由佳拉我向门外走去，她点头道：“是的，他们还要再练，老师说不好。”

“天呢，日本人太认真了。”我在心里惊叹道。

那天晚上我一见到夏希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相机里拍的她毕业彩排照片给她看，我对她说：“You are so good。”她眼里闪着天真的灵气，调皮地用英文对我说：“Yes”。

望着这个孩子气十足的夏希，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同今天早上学校体育馆里见到的那个站着一动不动的夏希联系起来，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夏希在我的心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们的比邻日本，多年来我都想去理解它的文化和文明，然而我百思不得解其惑，没想到这个小夏希却给我解开了它的谜。那就是日本人提倡用真诚和本能的情感去体验人生所有的所有，他们相信只有经历了压抑和痛苦才会让情和景有更难忘的浪漫和美。

也许这种反差和对比的精神境界真的值得我们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