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吃之多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小笼包和生煎包最有名。尽管它们都是包子但地位不同，小笼包做工考究，蒸起来时间长，它们小巧精致，吃起来要小心翼翼地，用筷子轻轻地夹着它们的头，缓缓地从笼子里提起来，蘸了醋，慢慢地咬开它们的皮，吸了里面的汤汁才把包子吃下。小笼包一笼最多十二个，在出笼后几分种里一定得吃掉，否则包子冷了，汤汁凝固了就不好吃了，因此，要吃小笼包都得上馆子里吃，不能外买带回家吃，所以小笼包属于精美小吃。
生煎包没有小笼包那么“娇气”。它们是发面后塞上肉馅直接在锅里煎出来的，他们个头比小笼包大的多，底部煎得焦焦的，在点心店里，一个大平底锅一次可以煎上几十只，即使生意好，买的人多，一锅生煎出锅，也可以让许多人一下子都能分享到，不用等很久。它们可以堂吃，也可以用纸袋装着，买回家吃，它们虽比上海早点的四大金刚（大饼，油条，糍饭，豆浆）贵些，但还是属于大众小吃。
离开上海多年，一提起上海的小吃，除了小馄饨最令我留恋的还是生煎包。小的时候，几乎每个弄堂口的大饼油条店里都有卖，记忆中它们都很好吃。后来大了些，嘴也吃得“叼”了，不仅能分出生煎包的好坏来，还知道哪家做的底焦，哪家做的皮薄。那时我最爱的一家生煎包店是开在虹口区横浜桥下叫“天下第一”的那家。
五年前，我回上海省亲，一天见到表妹，我提议让她陪我去“天下第一”吃生煎包。表妹对我说，阿姐，那里已不是生煎包的天下第一了，如今最好吃的生煎包在吴江路上的一家叫“小杨生煎”的，我带你去那里吃吧。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小杨生煎”的名字，我欣然答应，上海人一向喜新厌旧，一有好吃的都不过夜地赶去吃，我也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吴江路同南京西路平行，路不长，东始于石门一路，西终于陕西北路，不知是那一年起，它变成了一条小吃步行街了。记得那是个下午，表妹带着我来到了吴江路，在近陕西北路那头，我们找到了小扬生煎店，小小的门面前放着一个象是用烧柴板钉起来的柜子，一个女孩坐在柜子后面卖票，她的脸蛋被弄堂穿堂风吹的红扑扑的，三五个人在排队，当排到我们时，女孩头也不抬地问：“堂吃？带走？”表妹一边递钱一边说：“堂吃”。
我们拿了票，表妹让我去另一边排队领生煎包，自己去里面找位子，我伸头向里面一望，简陋的几张木桌子紧紧地围坐着许多人，大家谁也不顾谁，低着头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眼前的包子，一边哈着包子的热气，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等我领了包子，侧着身子挤进小店，在一个角落找到表妹，那张桌子上已坐着两个年轻人，我们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原来大概坐一个人的桌子，现在挤着我们四个人，我们一只手垂在桌子下，一只手拿着筷子越过边上人的肩膀缝去桌上夹生煎包，这种吃法真的很辛苦。
我小心地咬开包子的皮，没想到它的皮几乎同小笼包一样薄，顿时一股鲜美的汤汁流入口中，不腻不咸，再咬一口就吃到肉了，那肉不仅滑润还带有一点弹性，接着就是最后一口，也是最好吃的包子底了，它又香又脆，不硬不焦，绝对是一级棒。我和表妹埋着头，对着生煎包一口气吃完，当我们满足地走出店，表妹问我：“怎么样？好吃吧？”我说：“看来小杨的生煎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了。”
打那起，我每次回沪，不管多忙，吴江路上的小杨生煎是一定得吃的。今年秋天有机会同先生一同回上海，先生也是上海人，当我们讨论第一天早上吃什么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吃生煎”。接着我马上向他推荐小扬生煎，先生问，难道它能胜过横浜桥的“天下第一”吗？我说你吃了后就知道了。
那天一大早，我们来到小杨生煎店，没想到门口已排起了长龙，看来它的名气越来越响了，门前依然如故地摆着那张用柴板钉的收银柜子，连收银女孩的脸也还是那样红扑扑的，一阵阵生煎的香味从边上的锅里飘来，我心里油然生起又见“老地方”的亲切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等待，我们终于端着热乎乎的生煎包挤进店里找位子。店堂的简陋并没再令我吃惊，但令我吃惊的是，不管小杨的生意做的再兴隆，钱赚得再多，小杨就是舍不得多买两张桌子，多添几把椅子。环顾四周，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同一对老夫妻挤在靠墙的桌子上吃。几只生煎下肚，先生嘴里一边哈着热气，一边对我说：“不错，不错”。
我们同桌的这对老夫妻大该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他们面前各放一大盘生煎包，胃口大开地吃着，好搭讪的我为同他们凑近乎，我用上海话问道：“老伯伯，老阿姨，侬一定住附近，轧早来吃生煎啊（轧早，是上海话这么早的意思）”。老伯伯顾不上擦去嘴上的油，他嗓音洪亮地回答道：“阿拉住浦东，专门来此地吃生煎馒头的”。我接着又问：“小杨生煎为啥轧好吃？”老阿姨用比老伯伯更洪亮的声音答道：“皮薄，肉鲜，底脆，吃生煎阿拉只吃小杨，别家不吃格”。
听了这对看来是老吃客的话，我深有同感，我对先生说：“记住老吃客的话了吧，想吃生煎，一定要来找小杨啊”。先生吞下最后一只生煎包，一脸满足的样子对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再来吃小杨的生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