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志、师傅到老师

那天在上海的一家美甲店里，一个大概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在帮我修指甲。她眉清目秀的样子，细细的葱指，做起事来敏捷麻利，我一见她就喜欢上她了。

她姓肖，是山西人，她在北京学习美甲，然后只身来上海打工。离开上海二十多年，每次回去探亲感到最新奇的不是那些如雨后春笋般的新大楼，而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青人。他们象我们当年去国外闯荡一样，带着好奇心，带着无限的新希望，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每次有机会同她们聊天，我就会问他们怎么来的，来多久了，对将来的打算是什么，对他们我有一种触景生情的感慨。

“肖老师，有电话找你。”一个个头不高，圆圆脸的姑娘冲着我们这喊道。“马上来了。”替我修指甲的肖姑娘一边站起来去接电话，一边用眼神向我示意，她一会回来。“肖老师？”她为什么被称“老师”？难道她又在哪里教书吗？我一边心里活动着，一边纳闷。

不到几分钟肖姑娘回来了，待她坐下，我好奇地问：“你原来是老师呀，在哪里教课？”肖姑娘听了连连摇头说：“我不是老师，我是这个分店的店长，做了店长，下面的员工就都这么叫。”“噢，是这样。”虽然我是不太明白“老师”同“店长”有什么关系，但我也没有追问下去。因为上海现在新生事物太多了，我们这些住“外面”的象是“大西洋底来的人”一样，见什么都感到怪，只好自己慢慢琢磨，免得问多了让人尴尬。

这家美甲店离妹妹家不远，离开店后，我一边欣赏新做的指甲，一边朝妹妹家走去，我想向她展示一下我漂亮的法式指甲，同时约她吃个午饭，姐妹俩一起聊聊生活小事。

到了妹妹家的门前，我按了门铃，一个留着超短头发，身穿黑色皮茄克的年青女士给我开了门，她是妹妹的秘书叫小沈，我以前同她见过几次，所以我们一见面就相互热情地打起招呼来。

见到妹妹我炫耀地把手在她面前一伸说：“美吗？”妹妹看了一下我的指甲说：“美，但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的指甲那么短，不要说涂这么好看的法式指甲了，就是涂一般的指甲油都困难。”正当我想安慰妹妹那双发育不全的指甲，小沈向我们走来。她对妹妹说“牛老师，给那家出Catalog的公司的email怎么回？”妹妹说：“来，我拿稿子给你看，麻烦你这样发给他们。”他们一边谈一边走向工作桌。

“牛老师？”怎么妹妹也变成“老师”了，她可是没有做过老师的呀？凭什么小沈可以称呼她“老师”，这太奇怪了。为了不打扰他们的工作，我忍住这个问题没有发问。

妹妹回上海生活十年了，她现在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美食“活地图”。每次回沪妹妹都会带我去一二家我以前没去过的而且有特色的餐馆。那天她带我来到静安公园对面的PuLi宾馆，这家宾馆听妹妹说是爱好室内设计者必看的，它是第一个建立“Urban Resort”（城市度假村）思想的宾馆，在最近《Coude Naste Traveller》旅游杂志上被评为“10 ones to watch”。它不仅有世界一流的室内设计，而且它的餐馆做的菜也相当时髦和有品味。

一走进Puli的确名不虚传，宾馆的角角落落都充满了设计大师不同习俗的思想，他用色简单，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妹妹指着地对我说：“姐姐，看，这是为这家宾馆专门烧的地砖。”我低头仔细打量地上，真的，这里的地砖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黑黑的发亮，但其中也有一些深浅的变化，在日光和灯光的照耀下，放眼望去，一闪一闪的，有涉足于深邃的水潭面上的感觉，这种感觉令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地不仅放慢而且放轻了脚步，原来这是为什么这里如此安静的原因呀，这里的静似乎让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身处吵吵闹闹，喧哗声不断的上海。想到这，我对这位设计大师肃然起敬，太妙了！

餐馆的菜果然也同这家别致的宾馆一样令我大开眼界，首先妹妹点的煎馄饨就非常有创意，馄饨坐在菠菜炒蘑菇上，这种菠菜炒蘑菇Soucer是典型的西餐主食配菜，用它来配上海菜肉大馄饨真可谓匠心独运，馄饨的上面还洒了一些白芝麻，几根嫩嫩的香菜轻轻地躺在馄饨上，这种装点又带给我一种日本怀石料理典雅的享受。我点的美式汉堡包也有别出心裁的地方，这个汉堡包同美国的大不同，个头出奇的小，是瘦高型，也许以此来体现城市人的Fashion Style. 土豆条上洒的是Rosemary的碎叶子，番茄酱则是放在药瓶子里。面对这些新奇的思想，我目不暇接，视觉的刺激远远超过味觉的感受，以至于那馄饨和汉堡包是啥味道我一点也没有印象了。

饭后茶余之间，我问妹妹：“你现在收学生教画画了吗？”妹妹瞪大眼睛道：“没有啊，你怎么会这样问？”“噢，因为小沈称你老师，所以我以为你开始收学生了呢！”我答道。妹妹听了大笑道；“姐姐，你不懂，现在都叫老师，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就是嘛，我也糊涂了，今天给我修指甲的女孩别人也教她老师，太新奇了。”

晚上回到我爸妈家，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那人要找“牛老师”，我们家我妈是老师，她曾经做过中学和大学老师，但她姓林，以往来电话都是找“林老师”的，一般找我爸的都称他“老牛”，我条件反射地想那人找错人了，于是我问他是不是找“林老师”，他说不是仍坚持要找“牛老师”。我突然想起白天的经历，恍然大悟道：“好的，牛老师在家，我帮你叫他。”

等爸爸接完电话，我好奇地问：“爸爸，哪人是谁？你何时被称老师了。”爸爸嘿嘿一笑；“他是我集邮的新朋友，现在人不知怎么搞的，都爱称老师。”我说：“这不有点乱套了吗？那真正的老师该称什么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滥用哪？”这时妈妈也发言道：“我也这么认为，老师不可以这样随便用，老师是用来称呼我们这些真正教书的，现在的社会里不管什么人都被称老师，就象当年人人被称师傅一样。”妈妈这话一落音，我们对称呼的讨论就越讲越激动了。是啊，太久没有听到“师傅”这个熟悉的称呼了，这可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性的称呼。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每天我们都要读毛主席的语录，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每个学期除了学文化课外，还要去工厂、农村“学工”、“学农”。那时在大街上问路，逢人就称“师傅”，到商店买东西，如果你要招呼店员，你就大声向他们叫“师傅，师傅”，上了公共汽车后，就向卖票的说：“师傅，两张5分的。”，夏天去店里买冷饮时对着店员说：“师傅，两根棒冰，两块简装。”

我毛毛头的时候是还没有叫“师傅”的时代，听爸妈讲那时社会风气可好了，人人学雷锋，助人为乐，那是一个见了人用“同志”相称的令人怀念的年代。除了在电影《向阳院里的故事》、《李双双》、还有《她俩和他俩》等听大家称呼“同志”外，我记得连照顾我的阿姨都叫我爸爸“牛同志”呢。

称“同志”的年代我太小，称“师傅”的社会我还没有步入社会，然而在这称“老师”的时代我又成了局外人。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的文化是不直呼其名的，因此都在其名之前都冠于“头衔”，但不同的时代，“头衔”不同， 如果你现在称人家“同志”或“师傅”，那你一定会被认为是个老八股，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你在办事和社交时会引来不必要的疑心。所以称呼对了，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融入社会，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几天以后我同光光聊电话， 我迫不及待地把我对“老师”的新发现告诉他，没想到光光比我还拎得清，他说：“称呼的变化在大陆太快了，而且很敏感，在‘同志’和‘师傅’之后，在服务业还流行过称‘小姐’和‘先生’。”“对。我记得。”我插道。“可是现在变了，‘小姐’不能再叫了，要称‘小妹’。”光光接着说。“真得吗？那么对男的还称‘先生’吗？”我急切地问道。光光嘻嘻一笑道：“当然不行了，要称他们为‘小弟’了。”

光光一向爱拿我的天真取笑，因此我对他的信息半信半疑。待到下次回国再来证实吧，但“小姐”和“先生”看来是不敢轻易出口了。

抽象里的真情

“什么是抽象？”如果我问你，也许你会对我两眼发直无所答。说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多年来我不知去过多少艺术博物馆，看过多少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然而要用语言来解释这两个字，我的脑子依然是空空的。每当有友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看现代艺术，对那些无规无矩，无形无影的抽象艺术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解，我只有心虚地胡扯一番，想快快地在“抽象”面前逃之夭夭。可是，冥冥中我知道“抽象”里是有真情的，否则它们无法在我们心中存在，只是要悟出它们的真情何在，它对我们的情感会产生什么样的共鸣，那是很难用语言一下子道出其理的。

大刚是妹妹的朋友，在休斯顿的一个交响乐队作指挥。记得去年夏天妹妹来我家度假，一天，她一边看email一边兴奋地对我说：“姐姐，今天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位指挥家朋友。”妹妹的朋友可多了，他们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而且大多数都同艺术搭边。 妹妹对我很大方，只要有机会她都与我分享她的朋友们。我对指挥家向来有一种崇敬感，听交响乐时，看着他们拿着指挥棒站在舞台上摇头晃脑的样子，我就被他们那种特有的活力而深深地感染着，我认为他们是最“酷”的人，他们不仅对作曲家的乐章有很透彻的理解，同时他们对每一件乐器的特性也了如指掌，他们是作曲家的播音者。但是，对我来讲，他们又几乎是无法接近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类人，他们登场时的严肃，演出时的疯狂，是常人没有的气质。在我的生活里我还没有遇见过指挥家呢，今天有幸能见到一位“真”的指挥家，我兴奋的情绪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见到大刚时，我震住了，他长得同小泽征尔几乎一模一样。他不仅留着同小泽征尔一样的长头发，而且他们还有一双非常象的手：骨感、有力。我在波士顿住时曾有幸多次听过小泽征尔指挥的交响乐，每次听音乐会时，我除了凝视他那气势蓬勃、激情奋发的背影外，我常盯着他的手看。小泽征尔与其他的指挥家不同，他不拿指挥棒，他用他特有的、充满魅力的手势给乐队传达乐章里在的信息，好象他的指尖都在抒发音的微妙。小泽征尔是我最崇拜的指挥家，没想到大刚竟然有同他一样的手，冲着这一点，我立即对大刚崇拜起来，断定他一定也是一位有天赋的指挥家。

大刚为人大大方方，说起话来嗓音洪亮，铿锵有力。他毫无架子，平易近人, 把我对指挥家之间的距离一下解除了。我们不一会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了。

“我是大刚，你想今晚去旧金山Davies Hall听一场音乐会吗？”几天前突然接到大刚这样的电话，我兴奋无比。原来，大刚这周在我们这里办事。能同指挥家一起去听音乐会太幸运了， 这不是赛过去上一堂私人音乐欣赏课吗， 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欣然答道：“去，我一定去。”

那天晚上的第一个乐章上演的是法国现代作曲家Dalbavie的La Source d’un regard ( 大意是 “水源里的一瞥”)。Davies Hall是旧金山有名的交响乐厅，全木质的墙加上丝绒椅垫和厚地毯，使音响和观众听觉的感应很容易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听Dalbavie的作品，有一种进入一个完全陌生地方的感觉，我感到在黑漆漆的黎明前，他带着我们浅一脚深一脚地来到一个水潭边，四周静静地见不到一个人影，一会儿水潭里发出水蛇般的怪叫，一会儿水潭对面的树林里又传来乌鸦的啼鸣，就在我们脖子上的 汗毛吓得竖立起来，皮肤上起了一串串鸡皮疙瘩时，这些幽灵般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天亮了，微风轻拂在水潭的表面上，一眼望去，水潭里的水是那么地清澈透亮，是绿色？又好象是蓝色？还有水潭里跳跃着天上白云变化万千的倒影。。。

幕间休息时，我一口气把我听到的“画面”告诉大刚，大刚拍着手说：“很好。”我不好意思地问：“我知道这是一部现代作品，应该是抽象的，而我不懂怎样解释抽象的东西，所以我只能把它变成画面来听。你能告诉我如何来理解抽象的东西吗？”大刚沉思片刻说：“其实，抽象这个字听起来很神秘，但它很简单。对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形式，它们的曲调同我们以往感受过的完全不同，不管它们是什么，我们都会被它震住而产生距离感，听觉感到不自然、不懂和有些不爽，因此我们就称之为抽象的东西。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从小就听贝多芬，尽管我们也不懂作曲，也不懂其中的合音和变调，但听起来很自然，自己认为可以接受它，固然就也没有抽象和不可思议的感觉了。所以抽象是相对的，是有时代性的。如上世纪初，当Debussy (得彪西)打破传统写出没有半音的乐章，音乐界顿时哗然了，认为他的作品是那么地刺耳，没人听得懂，太‘抽象’了。经过近一个世纪听下来，Debussy已被我们接受，他的音乐不再陌生，听多了，听出里面的秘密，因此也不再是抽象的了。”

大刚毕竟是音乐专家，他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接着又说：“抽象从字的表面上理解，是把一样东西从另一样东西里抽出来后加以想象，就是抽象了。由此来看，在理解抽象的东西时，我们需要去了解在被抽出来以前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或听到艺术家真正的心声，去熟悉和理解作品的精髓。”

听到这，我的心兴奋地“怦怦”跳起来，在长期对抽象“悬”念的冥思苦想中，我顿时有“峰回路转”“水落石出”的醒悟。我的思路活跃起来，正当我想同大刚大谈特谈彼此对“抽象”的理解时，Davies Hall里的灯渐渐地暗了下来，乐队指挥在大家地掌声中又走上舞台，我不得不打住我的话题，转目于台上。

节目单上的预告说接下去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二钢琴曲。一位清秀而文质彬彬的年青人在钢琴前坐下，随着他的双手在琴键上的起伏，流畅的音符洒尽音乐厅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我不记得何时听过这首乐曲，但对贝多芬我不陌生，他那家喻户晓的 “ 致爱丽丝”“英雄”“命运”和“田园”交响曲早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震撼，所以今晚的钢琴曲自然而然地把我又带入了贝多芬的世界，我同他的情感共鸣着，没有丝毫疏远的抽象感。

听着，听着，大刚刚才的话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游神远去。因为今天我向大刚提出如何理解“抽象”还有另一层原因，自从几周前从一个画展参观回来，我就一直挣扎在怎样感受“抽象”里的真情的探索中。

那天当我步入美术馆，命题为“O’Keeffe和抽象（ O’Keeffe and Abstract )”的大幅标语就一下吸引了我。我对美国绘画史上最有名的现代派女画家Georgia O’Keeffe 向来崇拜，第一次看她的作品是十几年前在英国的Tate美术馆，当时我就被她那强烈的色彩和缺乏一般透视的composition画法感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对花卉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它们没有一般花的结构却画出了花的气和色， 我感到有一种被“抽象”搞晕了的感觉，除了视觉的难忘外，我无法理解和体会她画中的情感，因为那时O’Keeffe对我是陌生的。

从此我迷上了O’Keeffe的画，多年来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O’Keeffe的画我是必看的，但对她这些“抽象”创造的思想来源依然感到神秘。

一见这次展览的主题我就暗喜，因为我想在这个展览里一定可以知道更多O’Keeffe画以外的故事，同时我更期望O’Keefe会告诉我更多“抽象”的意义何在。那天的展览真的很棒，除了展出O’Keeffe早期的代表作品和一部分晚期力作，同时更精彩的是在一些画的边上还展出了O’Keeffe在创造期间写给朋友们的书信。她在信中表达了画外的心声，它们是她“抽象”作品所“抽”之处。当我读到这样一封信时，我一下就找到了O’Keeffe“抽象”中的真情：

“Nothing is less real than realism. It is only by selection, by elimination by emphasis, then we get at the real meaning of thing”

这不正是同大刚所讲的，深入“抽象”要先找出“抽象”的源泉一样吗？O’Keeffe在这里告诉我们，表面上的抽象，来之于真实的情感，只不过我们对这些情感做了选择，删除和强调，这就是“抽象”诞生的过程。

当我们的思想膨胀到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之外，当我们的情感沸腾到我们的灵魂都不敢正视时，我们只能抽出其中的精髓留存于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中。就像我们的记忆是片段的一样，我们的脑子是一块画布，我们所经历的人生是一个无限的画面，然而要把无限的画面放到有限的画布上，我们只有抽出其中色彩线条最优美或最强烈的部分。难怪我们的思想有时是不系统的，我们的情感是选择性的，那不是也是一种“抽象”吗？原来抽象里的真情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作为欣赏“抽象”的人，就需要去熟悉艺术家的全部，去了解他们的故事，感受到了他们“抽象”里的真情，那么那些所谓的“抽象”就不再是陌生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了。

“哗”，“哗”，我的思路从“O’Keefe和抽象”的画展中被一阵震耳的掌声惊醒，此时，整个Davies Hall 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正为舞台上那位年青钢琴师精彩的演出鼓掌，我和大刚也站了起来，我们随着大家一起为精彩的演出鼓掌叫好，大刚高声向台上喊着“Bravo”！“Bravo”！

我的心在掌声中强烈地跳跃着，那种强烈的跳跃有一种越出胸膛的窒息感，我不仅为眼前这位天才的前途无量的年青钢琴师喝彩，我也为自己终于能“耳聪目明”地听到和看到“抽象”里的真情而激动。

上海山东人

每次外出旅行，陌生人见面相互会问：“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对这个听起来简短的问题，我总会支吾不知如何作答为好。因为，在英文里这个问题有两种理解，第一是真的问你从哪里来，还有另一含义是你是哪里人？如果我按照第一理解回答：“I am coming from San Francisco ( 我从旧金山来)。”我敢担保那人一定还想知道第二个含义，于是他会再问：“ How about original ?” ( 你最原先是从哪里来？)，然后我又答：“ I am Chinese. I was born in Shanghai.” ( 我是中国人，生在上海。”如此这般的问答，不知有过多少次这样的经历，很令人烦恼，我总希望用最简单的话来表明身份结束这样的问题。

我到底是哪里人？我长着亚洲人的脸，讲着有口音的英文，拿着美国护照，可是我离开中国二十多年了，鲜知中国国情，我应该怎样对陌生人介绍自己的身份呢？我有时发现当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我很火大，倒不是生那提问题人的气，是我恨自己活的这么辛苦，到头来竟然没有明朗的身份。

长期以来，我尽量避免正面回答这类问题，通常我都用开玩笑的方法来搪塞他人。有时我回答，我从月球来；有时我说我从蒙古来；有时我干脆反问，你从哪里来？一般陌生人不会追问，问一下也就罢了，因此我也可以逃避这个讨厌的问题。

可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竟然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使我茅塞顿开，我现在再也不怕这类问题了，我终于有了再确切不过的回答了。

今年初春，当我离开上海回美国的那天早上，天气突变，不仅下着大雨而且还有下雪的预兆。为了怕临时叫不到出租汽车，妹妹帮我联系了一家私人机场接送服务公司。

早餐一过，楼下的门卫就来电话说，去机场的车子来了，在楼下等着呢。于是全家一起全力以赴帮我把大大小小五六件行李搬下楼去。楼下大门前，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停在那里，一位中年，身材笔挺的“老小伙子”打着伞迎了上来，他先把我，我妈妈和妹妹送上车，然后自己冒雨把行李放进后车厢，他这如此正规的服务令我大吃一惊，上海现在真的不得了了，连司机的服务都进步得这样到位。

等“老小伙子”坐进车，他马上彬彬有礼自我介绍道：“我姓沈，叫我小沈好了”。他接着又说：“今天天气太糟糕了，我早来了，这样可以保证你不会误了飞机”。我谢了小沈的周到安排，相信在这个时间出发是绝对赶得上我的班机。

车子出发了，不一会我们就融入了上海汹涌的车流，雨刷象司机对待他的客人一样殷勤地使出全部的力气在玻璃窗上来回摆动着。小沈的车技真的棒，他见缝插针般地行驶着，不一会他就把车开出了闹市上了宽敞的高架。坐在小沈边上的妈妈松了一口气，她对小沈说：“小沈，你的技术真好，车开的又快又稳。”小沈嘻嘻一笑说：“我是开了有二十多年车的老司机了。”接着他很有礼貌地问我妈：“听口音，太太你是山东人吧。”妈妈马上用她特有的山东上海话答道：“阿拉是山东上海人。是的，我是山东人，在上海已住了快60年了。”小沈听罢兴奋地说：“太巧了，我爸妈也是山东上海人，他们也在上海住了近50年。天下山东人都是一个脾气，不管住哪里，住多久，家乡的口音是不改的。”

听小沈和妈妈的聊天，我和妹妹也开始加入了，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妹妹说：“这样说来我们都是上海山东人了。”小沈透过后视镜看着我俩说：“当然没错了，我同你们一样都是上海山东人了。”这时我也不甘落后插嘴道：“难怪，一见你我们就有一种亲切感，原来是同乡啊。”小沈听了更乐了，他说：“山东人同上海人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我们这一代尽管生在上海，喝着黄浦江的水长大，但我们的血管里还是流着咱们爹娘的山东人的血，所以我也象山东人一样性情直爽，义气用事。但我毕竟在上海长大，上海男人的腔调我也是蛮足的，如在家里，我绝对没有山东人大男子主义，买、打、烧，我统统都来的。假期里，我也常请老婆看看电影，吃吃咖啡，象海派上海人一样弄一点情调来。”

小沈一口气说到这里，我们三个听得津津有味，大家不时点头认同。妹妹说：“我最爱同上海山东人交朋友了，大家尽管都是讲上海话的上海人，但是山东人的豪爽劲和落落大方的气质是南方人缺乏的，每次遇到上海山东人，大家很容易就成了好朋友。还有，我喜欢上海山东人的原因是，他们个头高，帅哥倩女可多了”。

妹妹是搞艺术的，三句话离不开评论美感，不过这话不假，生活中北方人高大，上海人在穿着打扮上比较讲究，所以生在南方的北方人的确在外表上有一定的优势。小沈还没等我把意见发表出来，他又得意洋洋地说：“不瞒你们说，我最自豪的是我儿子。他是我家第二代上海山东人，他现在在读大一，个子一米八五。我对我儿子的要求是，做人要保持我们山东人的正直，爽快和大方，生活上要有上海男人的细腻味，不仅将来要对老婆好，还要会做家务。每个周末他从学校回来，我就教他做一个菜，这样将来他有了家生活起来才有味道。”“啊，你这个上海山东人太棒了，你儿子这样优秀的上海山东人一定女朋友一大堆吧？”我兴奋地问小沈，心想如果自己有女儿，我一定要她找这样的上海山东人做老公。 “喜欢我儿子的小姑娘真的很多呢。”小沈得意地答道。冲着他这种有点不加掩饰的自大，我毫不疑问地断定他真有山东人的血。

热情健谈的小沈，一路上同我们聊个不停，一眨眼的功夫机场就到了。这时雨停了，天也放晴了。下

了车，道别这位上海山东老乡，妈妈和妹妹帮着我推着行李走进机场大厅。我怕机场道别的情形，通常一进机场，触景生情，我的鼻子就开始酸酸，眼泪汪汪起来。可是那天我竟然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也许是我还沉浸在小沈的话题里。我一边检票、托行李，一边还来不及酝酿同妈妈和妹妹离别的伤感，不一会我已发现自己坐在了返美的机舱里了。此时我的脑子里还在想着小沈的故事，他真的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上海山东人”，“山东上海人”，我反复推敲这两种人的说法，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的问题竟然被他轻易地解除了。

以前住上海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上海人常被人认为小家子气和缺少一定的家教。而我是山东人的后代，有着严格的孔孟之道的家教，但是我也引以自豪为上海的小资。因此，我常常烦恼该怎样来区分两者。小沈的定义太精辟了，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原来是属于上海山东人。

由此推论，我这个生在上海住在旧金山的美国护照拥有者，不就是Shanghai Californian （上海加州人）了吗？不管今后我在美国再住多久，我都会象我爸妈那样的山东上海人口音不变，但我们的生活又让我们拥有了加州人的习惯和审美观，我们虽不是地道的加州人，但也从上海人的圈子里脱离了出来。可是我们依然以是上海人为自豪，上海的一切永远牵动着我们的心，有机会讲上海话还是比讲带上海口音的美国话来得爽快和亲切。

想到这些，我兴奋地左顾右盼起来，我真想现在就有一位陌生人来同我搭腔，希望他来问我：“你是哪里人？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 那我会毫不含糊地答道：“我是上海山东人呀。或 I am Shanghai Californ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