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瑾同我第一次见面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也不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是同月同日生。
瑾在美国移民局的一个保密部门工作,她个头不高,一头如绢的披肩长发,加上她那双又黑又会说话的大眼睛,我怎么也想不到,她竟然是身上带枪比警察还厉害的官员呢。对这位
同月同日生的朋友,我不仅感到相识她的幸运,同时对她还有几分好奇和敬佩。
瑾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会"失踪",有时一"失踪"就是好几年,基于她做保密工作的性质,我从不多问,每次瑾"失踪"后,我都相信我的这位同月同日生的好朋友一定会再出现在我面前的。
果然,二周前,"失踪"又有一段时间的瑾突然给我来了电话。电话里她兴奋地告诉我她从移民局"退休"了,以后不再会"失踪"了。她还告诉我,上个月她终于同她的男朋友结了婚。她将随新婚丈夫一起搬去泰国住。这么多的好消息不坐下听她仔细聊一聊怎么可以,于是她同我约定,三天后来看我。
瑾的新婚丈夫叫克利斯德夫,同文静寡言的瑾相反,他不仅善谈而且特别喜欢交朋友,他在美国外交部工作,不愧为一位天生的外交官。
那天中午瑾带着克利斯德夫来我这,我们一见面克利斯德夫就对我说:"我从瑾那知道你有很多兴趣爱好,你爱旅游,爱网球,爱摄影还有爱写作,对吗?"克利斯德夫的外交辞令一连串地冒了出来,它们果然生效,我立即对他有见到久别的老朋友的感觉,我也开玩笑地说:"我真是三生有幸,可以同美国外交官交上朋友。请问大人在哪国为纳税人效劳?""我刚结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工作,我马上将被派往在泰国曼谷的美国领馆。"克利斯德夫友好地回答道。一听到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我的脑子"嗡"地响起来,因为我们两个月前刚从那里回来,我正努力想把那个"鬼地方"从记忆里抹去,在那里我们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回来后正愁没有地方"叫屈",没想到今天竟有向住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大使官员诉苦的机会,于是我告诉他我们四个好朋友今年七月刚去过土耳其。他一听,眼睛一亮,问道:"喜欢吗?"
"不喜欢。"
"怎么了?"
"怎么了? 让我这样解释给你听吧,你见过放在砧板上的肉吗?"
"见过。"
"那块被放在砧板上的肉会是什么下场?"
"当然是被刀斩了。"
"答对了,因为板上是一块又大又肥的死肉,那把刀是不是斩得很痛快?"
听到这,聪明的外交官感到我话中有话,他似乎闻出我话中还带有一点火药味,于是他停
止了正面回答,小心地旁敲侧击道:
"你的意思是什么呀?"
"什么意思?这还不明显呀,在伊斯坦布尔时我们就象那块在砧板上的肉,被土耳其人斩得惨不忍睹。"我象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终于见到可以叫怨的"包青天"了,我打开我的告状纸向克利斯德夫痛诉起来。
"我们的第一件惨案是被伊斯坦布尔的出租车司机斩。那天我们在船码头刚下船,几个年轻男子就向我们拥来,他们一边称呼我们My Friend(我的朋友)一边热情地帮我们拿行李,还没等我们搞清楚东南西北,我们的行李已被塞进他们出租车的后备箱了。"
"你们的旅馆在伊斯坦布尔的哪边?"
克利斯德夫的问题立即让我回忆起伊斯坦布尔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来,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跨越两个洲的城市,它一半在欧洲,另一半在亚洲。
"我们的旅馆在亚洲那边,当然后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几乎所有的旅游点都在欧洲那边,住亚洲这边是大错特错,否则我们的悲剧不会那么惨,"我接着说。"上车前土耳其司机对我们说50欧元即可,但是到了旅馆后,他硬要我们再多付20 欧元作为过桥费和行李费。"
"所以你们付了70欧元?"克利斯德夫瞪着大眼睛问道。
"是的。一进旅馆,前台服务人员就告诉我们,我们被斩了3-4倍的车钱。后来的几天里,我们每次坐出租车,司机不是故意走错方向或绕远路就是开飞车过不同的桥,反正我们是防不胜防,对他们的不诚实一点招架之术都没有。"
"这真的很惨。那你们有没有吃到好的土耳其餐吗?"克利斯德夫明显想转移话题,不想我再生气下去,但他却没想到,我的气更大了。
"你就不要提在伊斯坦布尔吃的事了,我们一共在那里吃了三顿晚餐,每顿都被斩,斩的最血腥的是那顿Last Su per(最后的晚宴)。记得那家餐馆在靠近St.Sophia的一条很热闹的街上,里面铺着传统的土耳其地毯,象坐在蒙古包里一样,门口还有一位穿着民族服装现场做饼的妇女。那个Waiter一口一个My Friend,My Friend。态度极好,还为我们推荐土耳其特色菜,当我们要点菜单上的酒,他马上阻止我们,说菜单上的不好,他另外拿好酒给我们,不好喝不收钱,他的"体贴"让我们感动,结果付账时我们发现那瓶酒他收了我们60多欧元相当100多美金,我们相信那只不过是一瓶中等的土耳其酒。那顿味道极其一般的土耳其餐花去了我们400多欧元,大概600美金吧。"
听到这,克利斯德夫惊讶地张着大嘴叫道:"啊,上帝呀!"
看着克利斯德夫的表情,我知道我的状纸感动了"上帝",为了彻底倒尽苦水,我又给他讲了一个我们更悲惨的遭遇。
"我们从土耳其回来后的一个周末,我约同行的青青和远远来我家吃便饭。那天,他们一走进我家,青青就对我嚷嚷道:'呆呆,我们上土耳其人的大当了。'青青话音未落,远远'啪'的一下把一件衣服摔在桌上,他气呼呼地说:'假的,假的,我们受骗了。'我拿起衣服一看,立即认出这是远远在土耳其Kusadasi的一家皮货店买的皮茄克。
我清晰地记得远远当时不想买,但那个土耳其人左一个My Friend 右一个MyFriend地向他兜售,号称这件皮茄克是双面可穿,同时用的是世上最软的皮。现在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原来远远回来后拿出衣服,他一穿,'哗啦'腋下的袖子就脱线了,他再拉一拉衣服,结果整件衣服都脱线了,仔细一看,原来这些'线'是胶水而已,这竟然是一件用胶水粘起来的衣服。远远花了350美金买了一件根本不能穿的假衣服。"
我一口气说到这,只觉得脸颊发热,有火冒三丈且要发昏的感觉。明知这种表现在克利斯德夫面前有些失礼,但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
克利斯德夫为我们一幕一幕的悲剧摇头叹气,但他毕竟是做外交的,马上面带微笑地问:"不管怎样,你们一定也有喜欢土耳其的地方吧?"
"当然有了,我们非常喜欢伊斯坦布尔那座世界上最大的蓝色清真寺教堂,我们也被Ottoman 征服世界的魄力倾倒,此外我还爱上了土耳其的一种糖。我唯一带回来的土耳其的快乐是四盒土耳其糖果。"
一提起那几盒土耳其糖,我眉开眼笑起来,完全忘了刚才那种在砧板上被斩的痛苦,我开始连比代画地向克利斯德夫形容起我所提及的土耳其糖来。我说,发现这种糖是我本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事,因为它带给我一种怀旧感。我告诉克利斯德夫,我爸妈是山东人,山东有一大土特产叫高粱饴,我家的山东亲戚特别多,记得小时候只要山东老家有亲戚来访,他们必定给我和妹妹带一大包山东高粱饴。土耳其的糖吃起来很象我们的高粱饴,但它们的"个头"比高粱饴小一些 ,而且做得比高粱饴要精致。它们的品种比单一的高粱饴来的多,有夹果仁的,有玫瑰香的,有薄荷味的,吃一粒满口香。当然克利斯德夫是没有吃过山东高粱饴的美国人,但他完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他一边会意地点头,一边问我:
"你知道那土耳其糖的名字吗?"
"噢,我还真不知道它的名字呢。"
"土耳其人称它为'Turkish Delight(土耳其之乐)"
"这么好听的名字啊。"
"是的,尽管我非常同情你们在土耳其的遭遇,但我很高兴你们最终在伊斯坦布尔发现了土耳其之乐。"
我被克利斯德夫的幽默逗笑了,外交官的"和事佬"本事令我大开眼界,他不仅让我消了气,同时帮我找到了愈合在土耳其被斩伤痛的良药,只要吃上几块土耳其之乐,仿佛一切在那的不愉快都会烟消云散了。
同克利斯德夫告别的时侯他问我:
"将来还会再去土耳其吗?"
"当然会,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土耳其之乐呀。"
"那你要记住了,多走路,少坐计程车,多吃土耳其之乐,不买土耳其皮货噢。"
"当然,当然。"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里有土耳其之乐的甜。